我的效率系统,留不下那些暂时无用的事
从要不要设置无 AI 时段,谈到任务优先级、时间与精力,以及一个运转良好的工作系统为什么仍然需要给探索留出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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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自 2025 年 11 月 6 日的工作笔记及与 Claude 的讨论。文中的工作安排和判断对应当时的状态。
前两天的讨论留下了两个问题:宏观、抽象的思考和具体做事都很有必要,两者应该怎样分配时间?为了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,要不要设置“无 AI 时段”?
我最初觉得,这两个问题都问得不太对。
它们没有标准答案。既然是自己的决策,就应该从自己想做什么出发。当时,我并没有确定一个具体岗位或一家公司,但已经排除了一些选项:不喜欢必须坐班,也不喜欢对事情没有话语权、却要承担别人的决定。我可以为自己的失误买单,对无法改变的糟糕决策却没有太多耐心。
所以,我更可能在一个或多个初期项目里做推动者。关键是沟通、思考、管理,以及调用工具或自己动手,把项目从 0 推到 1。能独立推进,也对合作保持开放,这对当时的我就足够明确了。
具体的事情会自动填满时间
在这个前提下,问“抽象思考和具体做事的比例应该是多少”,有点像试图给每天会遇到的问题提前规定形状。
实际上,要思考什么,往往由出现的问题决定。抽象思考在特定阶段、特定讨论里点状出现;落地项目里的具体事务则每天都有。我当时写了一句:具体的事情是洪水,会自动填充所有的时间。
既然它们会自动出现,真正需要主动保护的,反而是战略、未来、规划这一类思考的机会和灵感。
所以,我把原问题拆成两个更实际的困扰。第一,事情太多时,会不会忘记往高一层想?第二,只有思考、没有完成具体任务时,会不会觉得自己无所事事?
当时我用 block 管理工作,一个 block 是半小时,每天计划 16 个,也就是 8 小时。实际高强度完成的范围大约在 14—16 个之间。这个上限至少能阻止具体事务无限扩张。至于“只思考没有产出”的不安,可以把思考本身写进任务表,为它分配两个 block。
这是我当时的直觉:不要每天靠“我是不是又虚度了一天”的感受审判自己,让记录帮忙。但后来这段对话让我看到,记录能纠正一些感受,也有自己的盲区——它只会记录被允许进入系统的东西。
我不想为了证明自己能独立工作,刻意不用 AI
对于“无 AI 时段”,我一开始的态度很直接:不需要。
为什么要仅仅为了维持一种可以被工具替代的操作熟练度,专门拒绝使用工具?与其守着“这件事必须纯手工完成”,我更愿意持续练习与 AI 协作,同时保持挑剔和思考。
当时给自己的话是:
往死里用就好,你只需要做一个对产出负责的人。
这句话说得很满。Claude 接下来的追问,让我意识到,“对产出负责”也需要拆开。
它提出了一些值得观察的风险:技术选型时,一张完整的方案对比表会不会让自己误以为信息已经足够;构思产品时,把混乱的想法立即整理成几条,会不会太早接受了某种框架;代码能够运行之后,会不会跳过对关键配置和系统边界的理解。
它还提到,AI 让继续修改变得方便,也可能让人更难判断什么时候已经足够好。原本只需要清楚表达的内部文档,是否正在被一轮轮润色拖成另一项工程?
这些并不是已经发生在我身上的能力退化诊断,而是可以用来检查协作方式的问题。它们比“每天离开 AI 一小时”更具体:我是否仍在参与关键判断,还是只在接受一个被整理好的结果?
我当时的回应是:应该主动识别重复劳动和深度思考。在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上,以及 AI 虽然能做、但还不能做到满意的工作上,我至少应该参与其中,与 AI 共创,而不是完全代劳。
真正戳中我的,是“暂时无法证明的价值”
Claude 的另一条提醒,与 AI 的关系反而没有那么直接:如果一切都按可衡量的产出来排序,那些暂时无法证明价值的探索,可能会被排除。
这一点非常准确,因为我的工作方式向来像一个优化器。
我倾向于最大化利用时间,最大化满足事情的优先级。一个看起来“无用”的事情,很快就会被系统吞噬、排除掉。于是逐渐地,我很少看书,不再画画,连运动时也会感受到时间压力。
我试过给这些事都“立项”。但潜意识知道它们在队列里的位置:它们不够重要,也不够紧急,所以即使登记在表里,还是会永远排不上队。
反而在状态很糟,或者节奏被打乱的时候,例如离开当时的居住地,我才会做一些真正让我开心的事情。每次回去,又会感到压力。我怀疑,这与自己优化器一样的工作方式有关。
这已经不是怎样把待办事项排序得更精确的问题了。如果一件事必须先证明自己的收益,才有资格得到时间,那么那些做过以后才知道意义的事,最开始就进不了系统。
给画画立项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。只要它仍然和项目里马上要交付的任务竞争,它就很容易再次输掉。
日程放得下,不等于还有精力
Claude 给出的第一个具体建议,是把每天的工作从 16 个 block 改成 12 个,剩下 4 个留给不需要明确产出的事情。
我觉得这个办法有道理,但也承认自己需要心理建设。从 12 个增加到 16 个,我会期待;从 16 个减少到 12 个,我却会难受,甚至自责。
这里有一个原来没有认真检查的假设。我曾经觉得:一天工作 8 小时,还剩 16 小时,应该足够运动、睡觉、吃饭、通勤,以及做其他事情。问题是,把时间在纸面上排开,并不会自动产生对应的精力。
原笔记里,我这样写:
用时间去计算精力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式,它依赖一个错误的假设——我有无限精力,我可以在需要的时间内都保持最好的精力去做各种假设的事情——真相很显然不是这样。
时间预算里能塞进去,不代表做完一天的事情之后,还愿意、还能够去读一本与工作无关的书,或者重新拿起画笔。
这让我重新看待所谓“剩余时间”。它不能仅仅等于 24 小时减去工作和生活必需之后的余额。
但我没有说,16 个 block 不可持续
讨论到这里,Claude 开始把问题解释为透支、不可持续,以及未来可能的 burnout。我打断了它:
骂得好!但不完全对。
我需要指出来,目前的 16 并不是不可持续的,它的坏处是,如你刚才说的,我会丢失一些可能看似无价值但是会在不知不觉间诞生魅力的工作。
这个纠正很重要。我没有证明自己已经透支,也不是想把整个工作系统推倒重来。一个系统可以持续运转,却仍然稳定地漏掉某些值得保留的东西。
那些东西,不一定是恢复工作状态的手段。也许是读了一点无关的东西,画了一张不准备拿来做什么的画,或者尝试一个没有上线计划的小想法。如果必须先论证它们能提高未来的工作表现,才能获得许可,它们又会回到原来的优先级队列里。
于是,后面的讨论转向了结构调整:不一定要立刻改变工作总量,也可以给一部分时间不同的规则。
Claude 提出过几种做法,例如每天留一小段探索时间,或者每周保留一个探索配额。这些仍是当时的建议,不是已经执行并验证有效的方法。对我而言,更值得留下来的共同点是:这部分时间不需要与紧急任务逐项比较收益,也不必在开始之前承诺一个可交付成果。
我还没有找到完美的安排。那天至少把问题说得更准确了一点:我想继续把事情做成,也不想让每一种兴趣,都先变成一个值得立项的项目。